关于成功这件事，男人会说我想，女人会说我爱

《人物》和每日人物主办的“她面孔·年度女性力量盛典活动”，为9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女性讲述自己的故事提供了契机。她们是《演员的诞生》中重塑演员尊严的中戏表演老师刘天池，致力于推动儿童性教育进程的北师大教授刘文利，联合社会各界共同打击网络假货的阿里合伙人郑俊芳等。
面孔是我们系列演讲的名字，我们相信每一个鲜活的面孔都值得被倾听。
作为这个时代的女性样本，这些讲述者共通的是：如何将女性特质发挥到极致，找到自己的路。
郑俊芳的话也许能概括我们对这种奇妙特质的描述：“女人和男人相比，最终可能都会成功，但出发点是非常不一样的。女人是更用心在感受。男人会说，因为我想成功所以努力，但女人通常会说，因为我爱所以才要去做。”
我们特别希望这种共情能被更广的传达。那些鲜活的面孔，他们应该自己发声，去讲述自己的故事。

蓝盈莹：我主动选择戏比人红

把自己包裹在一身黑色套装下，身为90后的蓝盈莹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成熟一些。但演讲一开始，小女孩儿的天性就显现出来。她讲冷笑话，说自己儿时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超人，说上学时的犹豫和不自信，还吐槽饰演的角色一度把自己限定为“坏女人”。
但说起《演员的诞生》带给自己的影响，蓝盈莹两手交握，声音有些激动：“从此以后，大家看到我，不会再说她是浣碧，我看到好多人说，她是演员蓝盈莹。这句话，我已经等了很久很久的时间。”
对于不红这件事，蓝盈莹十分坦荡，甚至毫无野心。节目播出以后，很多观众去她微博下留言，替她惋惜，“说我戏红人不红、被埋没，靠综艺节目才红之类的”。站在舞台上，蓝盈莹真诚地说：“我很感谢大家的喜欢，不过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戏红人不红这件事是我自己主动选择的一个结果。”
这个27岁的“老戏骨”拥有超出同年龄女演员的起点，第一部作品是电影《画壁》。彼时她正在中戏读大二，紧接着被选中出演《甄嬛传》，随着这部大热剧集播出，大量的同类剧本被送到蓝盈莹手中。
很多人劝她趁热打铁，多演多刷存在感，把自己的流量提上去，蓝盈莹不愿意，因为大多数同类剧本和班底达不到《甄嬛传》剧组的专业程度，她不愿意用3个月的时间去塑造自己认为不值得的角色。
从2012到 2015 年，蓝盈莹基本没有接戏，反而做了另一个和名利无关甚至相反的选择。《甄嬛传》热播的 2012 年，中戏应届毕业生蓝盈莹，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北京人艺。
蓝盈莹在多个场合讲起初入人艺的震撼和幸运，60周年院庆上，很多退休的老戏骨回到人艺，“有的即使坐在轮椅上，已经双鬓斑白了，眼神都是熠熠发光的，他们永远有着炽热的心，我好像看到我以后也会是那样的。”彼时，22岁的蓝盈莹立下了做一辈子话剧演员的决心，接下来几年都可以不出去演戏，如果剧院要求，一辈子不出去演戏都行。
蓝盈莹把在人艺的生活视为一种滋养，与拍摄影视剧“掏空”自己相反，在剧院沉下来观察生活、揣摩人物，是吸收的过程，也是她能够建立很强信念感的原因。
在这之前，她也经历过抗争和怀疑，进人艺不久，她获得了在话剧《甲子园》中出演一个女护士的机会。在被戏剧浸淫的北京人艺，蓝盈莹一时间连走路都不会了。“我走一步路，都会有好多老师上来和我说，90后小姑娘不应该这么走路，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大家说得都很对，听来听去我下了排练场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走路了。”
一直排练了两个月，蓝盈莹才逐渐放松下来，她意识到，演员诠释角色的方式有很多种，她要做的不是模仿任何人，而是要呈现属于自己的版本。
在《演员的诞生》中与凌潇肃合作《最爱》片段，原本没按剧本走的小意外，被蓝盈莹即兴处理成了亮点，她总结经验——上了台只有真听、真看、真感受才能活下去。
蓝盈莹保持着学习的状态，却从不会用力过猛。事实上，作为演员，她内心有一种可贵的松弛。
“我特别不赞成演员一年到头一直工作，不管有多忙，我每年都会拿出三个月，去国外进修或是放空自己。近两年，我会固定去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旁听表演和影视制作课。我不当特别拼命地干活的那种劳模，一个演员如果没有在生活当中，怎么能演好现实中的人？”蓝盈莹说。
这个不急着红的女演员很用心地感受生活，游学、练拳、做健身餐、弹尤克丽丽、学英语，蓝盈莹享受这种自律且不忙碌的状态，这是演员工作带给她的礼物，她曾在微博上表达这种感激：“多好，我是一名演员。从此我的兴趣没有不学无术……从此我的情感甚至痛苦都不再是苦难，因为它将收进我宝贵的记忆库以备有一天为戏剧燃烧。”

李静：就算被叫傻瓜，也不能留在舒适区  

如果只能选择一个标签，现阶段的李静更愿意用星创投创始人的身份来介绍自己。
这是李静在2015年成立的基金，除了那英、蒋雯丽等明星，还有一些知名企业家也是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此外星创投还获得了一些投资机构的支持。
李静毫不避讳对女性创业者的偏爱，在她看来，这群人有责任感、有韧性，也有恰到好处的野心。
在李静开始创业的2000年，市场对创业、尤其是女性创业者远没有现在认可。与不确定的创业环境相对的，是彼时李静在央视的稳定工作。
作为编导和主持人，李静时常苦恼于不能自由表达。在习惯于正襟危坐的年代，李静对于多种镜头效果的尝试常被视为异类。突然有一天，她发现自己不再对生活充满期待，非常痛苦，“每天起来的时候都会哭。我特别不明白，我说我过得不错啊，在北京也租了房子，就是觉得不开心，甚至要得抑郁症了。今天我得到答案了，我就是那种胸怀大志的人，我内心有使不完的劲儿，怎么没有人发现我的才华呢？”
30岁的李静辞掉了央视的工作，和几个同学挤在小破房子里琢磨创业点子，去麦当劳蹭免费续杯的咖啡，手写 PPT 。多方寻求投资失败以后，李静向妈妈要了自己的嫁妆—— 3 万块钱，做起了《超级访问》。李静说，那时候都不敢叫创业，只说成立工作室，成了就组建公司，不成就当“玩玩儿”。
创业的日子辛苦，李静却欣喜地发现自己变得开心了。她本就是不甘于平庸的人，毕业后在张家口电视台工作时，有导演发现了李静的不安分，对她说：“我觉得你不适合这里。”李静受到触动，当天晚上买票去了北京。演讲的时候，李静对台下打趣：“那天导演好像跟5个姑娘都说了同一句话，但是只有我相信了。”
这种自信贯穿了李静创业的全过程，作为大陆首创双主持形式的访谈节目，《超级访问》迅速走红，李静成功地“捧红”了自己。此后，李静的东方风行传媒集团又制作了《美丽俏佳人》、《非常静距离》等热门节目，李静也寻求跨界，创办美妆电商乐蜂网，并开创了自有品牌。
好友戴军时常吐槽李静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开着破车上路，一转弯，方向盘拔了下来，淡定地摁上继续开。李静的创业之路也是一样，勇敢地走出去，看着新的图景和领域一点点在眼前铺开。
在李静看来，真正的跨界并不是人脉的拓展，而是内心的跨界，不把自己定位成某类人，始终保持着无限的可能。
李静从不忌讳、也不掩饰自己对一些新领域的无知，她和腾讯云的总裁探讨AI，和投资人、一拨又一拨创业者探讨商业逻辑。“我宁可冒着被别人叫成傻瓜的风险，也要去学习，我要放弃一些我驾轻就熟的东西。”

柳红：哀伤不只是黑白，也可以是彩色的  

学者柳红分享的主题是“哀伤的颜色”。
2004年 3 月，柳红的独生子、被称为天才少年的子尤被诊断为“纵隔非精原生殖细胞肿瘤”，从那时起，柳红开始学习面对哀伤。6月，在进手术室之前，子尤告诉她，“妈妈，你要是端庄的、典雅的、井井有条的、忙而不乱的，你每次歪着脖子驼着背从外面跑进来，都给我丢脸。”这也让柳红对哀伤有了不同的理解与思考。
2006年 10 月 22 日，子尤去世。“那一年，他16岁，我 46 岁。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 11 年，哀伤已经成为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但柳红也从那时开始重新定义哀伤。
她做的第一件事，是给子尤一个温暖的告别。在复兴医院原本阴暗的告别式里，柳红把灯包上红布，给来宾们准备了红色的玫瑰花，她自己换了发型，穿着红色的旗袍，和来宾们一起吟诵着子尤的诗，用最新、最好的样子与儿子告别。
这种特别的告别方式也令柳红遭受到一些非议，有人认为她的样子看上去一点也不悲伤，她甚至没有在葬礼上嚎啕大哭。在演讲中，柳红谈起这些非议，“他们不是我，他们又怎么能评判我的哀伤。”但也有同样罹患绝症的年轻人看到子尤的告别仪式，在博客上写下：“我希望离开的时候，我的妈妈能够像子尤的妈妈一样穿上漂亮的衣服为我送行。”
这都促使柳红思考，“哀伤的隐喻是伤心的、单调的、衰弱的、阴暗的，彩色在这里显得违反习俗，甚至违反道德。而隐喻的存在是对人有压迫的。我接触了很多丧子的爸爸妈妈，他们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使得他们的内心在痛苦之上又增添了伤痕，从而又封闭自己，和这个社会隔膜起来。”
在失去子尤的十几年间，柳红一直在试图用自己的所作超越哀伤，赋予这个词不同的色彩，让忌讳谈死、缺乏生命教育的中国人用另一种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哀伤。“我选择了接纳和与它共存，并且寻找另外的人生道路，我发现我挑战了生命的极限，这是远远想不到的事情。”
她进行了一系列纪念子尤的活动，去子尤去世百日时出了诗集、周年时出了文集、五周年时出版遗作等等；她更加爱惜自己的身体，50岁开始第一次跑半程马拉松，之后开始跑全马，此后连续 3 年参加了香港乐施会的百公里毅行。作为一名独立学者，她在 2016 年选择去维也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一年，她 56 岁，也是子尤离去的第 10 年。
用另一种方式走出哀伤的过程让柳红发现，哀伤已经升华、转化成了一种生命力，不再是单纯的哀伤，而是一种无形的能量。
子尤去世当晚，柳红曾在祭文中写下承诺：“一定要活成你想要的那个样子”；11年过去，她笑着面对着全场观众，以儿子的诗作为演讲的结尾：“别人让天空主宰自己的颜色，我用自己的颜色画天。”

张歆艺：帮人做正确的事，自己也不会错  

穿一身毛茸茸的黑衣裳，张歆艺出现了。和屏幕上大大咧咧的样子不同，她紧张地说，就算是之前在学校，她也从没参加过演讲。可一旦进入到讲述之中，她立即放松了。
故事从22位女性开始， 2017 年，导演郭柯拍摄的纪录片《二十二》上映，片名代表的是 22 位在国内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从2014年起，导演郭柯陆续在 5 个省、 29 个地区记录了她们的故事。筹备拍片时，苦于没有资金，郭柯的母亲打算卖掉老家的房子资助他。
郭柯在朋友圈上发布此条信息，之前只和郭柯在剧组见过一面的老乡张歆艺坐不住了，当即在朋友圈下给郭柯留言：“不行就跟我说，我有。”
说起这件事时，张歆艺表达的情感很质朴：“我觉得这不行，什么时候都不能让自己的母亲风餐露宿，于是我好奇他到底要做什么，还差多少钱。”
张歆艺是有名的热心肠，朋友有事找她帮忙，她觉得值得，就立马着手去做，放出去的外债一大堆，她也不急着要。
郭柯无疑这些人里极其真诚的一个。在化妆间见到张歆艺时，他拿出了自己准备好的资料，还有之前拍摄的素材。“郭柯坐在那，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看着我，我就觉得这个人不会骗我。”张歆艺动情地说，当郭柯说“来不及了，上上个月又有老人去世了”的时候，两个人眼圈都红了。
张歆艺一拍大腿，“那还等什么，赶快出发吧！”她给郭柯转了100万，没有拍摄许可证、甚至没有行李的郭柯连夜出发了。他很认真地给张歆艺写了一张借条，张歆艺说好收着，结果借条搬家搬没了，她也不在意。
事实上，张歆艺从没想过从这部电影中得到任何回报。100万是作为资助，既不作为投资比例，事后也不参与票房分账。“我知道《二十二》是个奇迹，我早已经做好了准备，可能这一辈子郭柯都还不了这100万了，而且这么多年过去，我也从来没有催过他，我永远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打消他的顾虑。”
电影筹备过程中，档期一改再改，懂得感恩的郭柯甚至曾经想要卖掉电影偿还张歆艺的投资，但张歆艺一直鼓励他坚持。“我当然知道什么样的电影是可以挣钱的，我之所以支持他拍《二十二》，是因为我想支持他做正确的事情，人的一生总需要信念的坚守。这一点郭柯导演做到了，我也做到了。”
去年8月，《二十二》终于定档上映，作为一部小成本纪录片，只获得了 1% 的排片，张歆艺给冯小刚发了一条很长的信息，诚恳地请求冯小刚帮忙呼吁一下。冯小刚发微博后，众多明星接力转发，张歆艺欣慰地看着《二十二》的排片从 1 ％上升到 10 ％，影片上映 7 日，票房破亿，最终定格在 1.7 亿，一部纪录片能有这样的成绩是很罕见的。
“后来的票房增长就更像是一种善意的传递，每个买票的观众都是在展示对这段历史的尊重。我真的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这部电影，它温暖包容又强韧，生动客观又隐忍。”张歆艺感慨自己做了对的事，也欣慰于中国市场观众的审美提升。

张歆艺很少提起的是，《二十二》的上映时间原本与她自己执导的电影《泡芙小姐》档期接近，这个对电影质量要求严格的新人导演很“轴”地决定，把《泡芙小姐》档期延后，全力助推《二十二》，同时把《泡芙小姐》的特效全部重做，达到自己完全满意才能上映。
这个外号叫“二姐”的四川姑娘似乎不太符合公众对女明星的惯常认知，她简单、直接，有一腔热血，做事凭借的也是一种朴素的价值观——帮助别人做正确的事，自己肯定也不会错。

（来源：网易女人，2018.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