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汽车产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实现汽车强国战略和产业可持续发展,都离不开汽车人才的培养。 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低碳化的快速发展,对汽车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汽车人才不仅要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还需要具备跨学科的知识和技能,以适应快速变化的产业需求。 华汽基金会理事长付于武在今年中国人才研究会汽车人才专业委员会年会上明确指出,中国需要发现、培养、重视和厚待人才,以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汽车人才工作者应当成为伯乐,发掘和培养人才,为汽车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在新汽车时代下,我国汽车产业要如何做好人才培养工作? 本期汽车之道,华汽研究院特邀中国人才研究会汽车人才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朱明荣,围绕行业政策、产业转型与人才培养、汽车国际化人才战略、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科技创新与战略科学家等议题,共同探讨汽车人才队伍的建设。 朱明荣,中国人才研究会汽车人才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全球汽车精英组织秘书长。曾荣获“全国人事系统先进工作者”“中国汽车行业改革开放三十年杰出人物”“嘉定最美老干部”等称号。开创汽车人才研究,且卓有建树。主编《中国汽车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探索》与《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与汽车大学生培养研究》;参与编著《汽车创新与人才战略》《中国汽车科技人才发展报告》《中国汽车产业中长期人才发展研究》等书,在汽车类、人才类主流媒体发表具有影响力的汽车人才相关文章30多篇。 研究显示,美国的科研经费中有60%用于支付人员工资,而中国仅占5%。人工成本过低,无法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 朱明荣认为,需要通过绩效奖励、科研成果转化奖励、创新团队的股权激励等多种形式,让技术要素参与分配,使科研人员更有获得感。此外,需要优化人才精神激励机制,同时需要敢于投资人才,最后还需要建立容错机制,坚持科研的长期性,从而打造良好的创新人才环境。 以下内容有删节。 华汽研究院:科技创新对汽车行业人才工作的影响是什么?可否探讨科技创新如何推动人才工作的发展? 朱明荣:在当前的背景下,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是一种多元化的分配机制。目前,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对创新人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研究显示,中国科研经费主要投入在固定资产上,如购买设备,而与之相比,美国的科研经费中有60%用于支付人员工资,而中国仅占5%。人工成本过低,无法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 我们需要通过绩效奖励、科研成果转化奖励、创新团队的股权激励等多种形式,让技术要素参与分配,使科研人员更有获得感。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创新能力和成果产出。目前,国家和企业在这一方面的投入并不高。 此外,我们还需要优化人才精神激励机制,构建一个由国家、地方、企业、行业等多主体参与的多层次汽车科研人才荣誉奖励体系。调研显示,精神激励对研发人才的重要性占比高达46.8%。 例如,去年我国首次开展国家工程师奖表彰,对产业界优秀工程师的认可和奖励,彰显了国家荣誉奖励不再只聚焦学术研究领域,对工程应用领域也有所重视。中国汽车行业有5位国家工程师奖获得者,这在历史上是首次。 在人才环境营造方面,我们还需要打破门槛限制,对关键共性技术、核心技术研发实施“揭榜挂帅”攻关,所谓揭榜,就是公开课题,谁有能力谁来揭榜,研究人员不受职务、职级、职称的门槛限制,这实际上为青年科技人才提供了机会。 同时,我们还需要敢于投资人才,通过科创基金等形式,为优秀人才提供干事的舞台,推动技术专家或科学家成为科技型企业家。以奇瑞为例,在奇瑞集团的龙头带动下,孵化出多家上市企业,并且至少有20家奇瑞系的独角兽企业。 最后,我们还需要建立容错机制,坚持科研的长期性。目前,国家在扶持方面为了避免风险,更多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在企业技术创新中,往往是谁出错谁受罚,这导致早期阶段或具有潜在创新价值的项目难以获得支持,创新人才也难以有勇气去尝试。 例如,华为的任正非招聘俄罗斯数学家,提供了200万美元的年薪,并在当地花上千万为他建立了研究院。华为的狼性文化和绩效考核制度并没有用在科学家身上,科学家的自由研究最终促成了5G技术的突破。 腾讯出资并独立运行的“新基石研究员项目”,也是长期稳定支持科学家进行新技术研究的例子。他们“选人不选项目”,不设定明确的研究任务,不考核论文数量,而是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帮助科研人员实现原始创新。 这两个案例都说明了敢于投资人才和坚持长期主义的重要性。因此,在科技创新方面,我们需要在人才环境营造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华汽研究院:您认为,战略科学家对行业创新的贡献有哪些? 朱明荣:首先,我们必须明确战略科学家的定义。战略科学家是指那些具备深厚科学素养、具有广阔视野和前瞻性、卓越的判断力以及跨学科理解能力,并且能够领导大规模科研活动、具备强大组织和领导能力的科学家。 对于中国汽车行业而言,战略科学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战略科学家是引领产业发展方向、决定产业发展高度的关键少数。其次,战略科学家既是国家急需人才,也是行业共识所向。 具体而言,战略科学家在汽车行业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战略科学家能够洞察国际科技发展的前沿动态,预见未来科技的发展趋势,并为汽车产业的未来技术发展提供战略性的研判。 其次,战略科学家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是解决关键技术难题的领军人物,能够组织大规模的科研攻关,带领团队在关键领域取得突破,并引领汽车产业技术策源地建设。 第三,战略科学家推动产学研的深度融合。他们擅长组织跨专业领域的产学研协同研究资源,,促进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将前沿技术的战略思考转化为具有市场前景的创新技术,加速技术创新的商业化进程。 此外,战略科学家在培养下一代科技人才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可以指导青年科研人才的成长,形成战略科学家人才梯队,为汽车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目前,就整个行业而言,我国战略科学家的培养仍处于发展阶段,尚未取得特别显著的成功。自国家提出相关战略以来,整个行业正在不断实践和探索中前进。 华汽研究院:您对培养战略科学家有什么建议? 朱明荣:从国家层面来说要培植高潜人才成长的沃土。首先,国家应当重新评估汽车工业的价值,并将把“新汽车”视为国之重器,进行顶层设计。这需要基于产业人才政策的支持,依据国家产业的技术路径,由相关部委牵头组织重大项目攻关。对于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复合型人才,应创造机会承担重大科研任务和参与科技创新实践,为人才成长提供沃土。同时,我们应当重视青年科研力量,优化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环境。根据汽车产业各领域的发展需求,大力培养规模适当、质量高、结构合理的科学家队伍,形成战略科学家人才成长梯队。此外,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从培养、使用、评价、服务、支持、激励等多方面营造人才培养引进使用的政策环境。 从行业的层面来看,关键点包括建立跨行业的合作机制,搭建跨行业的交流合作平台。第一,针对汽车产业跨界融合的特点,以国家重大专项为牵引,以国家级实验室、创新中心、科研机构等为平台,搭建人才跨界交流与合作机制。挖掘具备跨学科理解能力的战略科学家后备人才。第二,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鼓励高潜质人才向产业集聚。因为这些人才原本更多地集中在高校和研究机构,我们需要在加速技术创新的商业化落地中,促进战略科学家的成长,运用市场化手段实现人才、科研和产业的联动,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实现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效衔接。第三,借鉴国外经验,特别是德国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的创新运营模式。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是一个以应用技术为主的研究机构,我们建议借鉴经验,创建中国汽车战略科学家研究院,鼓励企业和研究部门紧密合作,构建产学研金三角的全生态,跨学科、跨行业、跨地域的细分研究,加上灵活的交叉组织,集群攻关,形成协同作战的合力优势。 从企业的层面来说,有三句话可以概括:首先,计划加大科技创新的投入,引进和储备科学家人才;其次,完善管理机制,充分调动科学家人才的积极性;第三,鼓励有潜质的企业家成长为战略科学家,从企业家转变为科学家。 以中国汽车行业为例,具备这种潜质的人才,如比亚迪创始人王传福,在战略目标的远见和执行力上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一致认可。李强总理曾到比亚迪视察,强调其科学家精神和工匠精神。还有世界AI领域的领军人物、地平线创始人余凯,他主动提出卸任CEO担任首席科学家,专注于技术与科研创新。从行业的角度来看,我们一致认为,如何鼓励有潜质的企业家成为战略科学家是一个重要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