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中国的朋友哈恩

作者 | 葛帮宁编辑 | 李国政出品 | 帮宁工作室（gbngzs）

中德汽车合作开拓者、大众汽车集团前董事长卡尔·哈恩博士（Carl Hahn）走完了他96岁人生。

2023年1月14日，哈恩在德国沃尔夫斯堡的家中安然去世。Carl and Marisa Hahn基金会发言人证实了这一消息。

哈恩的职业生涯并不复杂。1926年7月1日，他出生在德国凯姆尼茨（Chemnitz，位于德国萨克森洲）的一个工业世家。1954年，28岁的他进入大众汽车集团。1955年，他被任命为出口推广主管，为甲壳虫在欧洲和全球销售作出重大贡献。

1959-1964年，哈恩担任大众汽车美国公司总裁。1965年，他回到德国沃尔夫斯堡，成为大众汽车集团董事会成员和销售主管。因与时任大众汽车集团总裁鲁道夫·雷丁（Rudolf Leiding）就奥迪品牌的独立性产生分歧，于1973年离开大众汽车集团。1973-1981年，担任德国大陆轮胎公司董事长，并拯救了这家企业。

就像突然离开一样，哈恩的突然回归令人意外。1982年，他以大众汽车集团董事长身份回归。至1993年，在哈恩领导下，大众汽车集团开启全球化战略——1982年进入中国，1986年收购西亚特，1989年开展东欧业务，1991年收购斯柯达。

1993年，费迪南德·皮耶希（Ferdinand Piëch）接替哈恩，担任大众汽车董事长。至1997年前，哈恩一直是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成员。

历史已经证明哈恩是一位多么富有睿智思维及战略远见的企业家。他实现了甲壳虫后继产品（帕萨特、高尔夫、POLO）成功以及奥迪品牌复兴，实现大众汽车集团全球化战略。在中国刚打开国门之际，他便极力推动中德汽车合作。这一举措在当时西方国家眼中极富争议，甚至连德国狼堡都无法真正理解他。

“幸运的是，当时几乎没有人对去那里（中国）感兴趣。”4年前，92岁的哈恩在接受大众汽车集团员工报纸Inside采访时回忆说。他因此遭到政界和商界的诸多批评，但历史证明了他决策的正确性——中国已发展成为大众汽车集团最重要的市场。

在部分中国媒体的文字记录中，哈恩最后一次和他们交谈是在2018年12月15日。彼时，作为惟一获得“见证40年·经济人物”荣誉的外籍人士，他参加《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度影响中国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后赶到北京霄云路福楼法餐厅与大家见面。

那时，他精神矍铄，彬彬有礼，举手投足间保持惯有的绅士风度。那双洞穿世事的蓝色眼睛藏在无框眼镜背后，大多数时候都是理性而严谨，但只要一笑起来，满脸都是孩童般的天真。

▲1987年10月，耿昭杰和哈恩第一次握手


▲2016年9月8日，耿昭杰与哈恩第二次握手

开拓中国市场以及到长春谈判的故事源于一封信。1987年10月，正在意大利一座小岛上休假的哈恩突然收到一个信息，好朋友基普（Walther Leisler Kiep，瓦尔特·莱斯勒·基普）告诉他，一汽向大众汽车集团提出合作申请，而大众汽车集团的第一反应是，他们已经有上海合作伙伴，便拒绝了一汽的邀约。

哈恩却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他立即用休假别墅里的传真机，给时任一汽厂长耿昭杰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这是一场误会，大众汽车集团当然对和长春合作感兴趣，他会尽快和耿厂长取得联系，并到长春考察。

当年10月20日，哈恩第一次造访中国长春。从机场甫一出来，顷刻就感受到了长春的寒冷——确切地说，自二战以来，他还从未像那样挨过冻，以至耿昭杰接待他们时，给每人发了一件厚棉衣。

哈恩和耿昭杰一见如故。谈判非常顺利，但中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谈着谈着，耿突然起身离开，一个多小时后才回来。后来哈恩才知道，他去给当时一汽在美国的谈判团队打电话，让他们不要跟克莱斯勒签约。

那通电话，不仅改变了一汽集团和大众汽车集团的命运，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中国汽车工业的轨迹。

此后的故事众所周知。自1987年10月耿昭杰与哈恩第一次握手后，合作迅速拉开序幕。2016年9月8日，一汽-大众成立25周年时，81岁的耿昭杰与90岁的哈恩第二次握手。

▲1984年10月12日，哈恩参加上汽大众奠基仪式


▲哈恩参观上汽展览馆

真实生活中，哈恩爱好广泛，他喜欢一切“移动的东西”，比如滑翔、帆船、潜水、滑雪、网球、自行车、骑马、摩托车以及汽车。直到晚年，他还保持健康体魄，且在90岁高龄之际还经常一个人长途旅行。

哈恩对中国的情感众所周知，他曾在不同场合说过“我对中国很有感情”。亦因此，他在传记《我在大众汽车40年》中文版（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中，单独用一个完整章节来阐述中国战略。德文版传记出版后，他首先想到推出中文版。

哈恩又是独特的。“我基本上靠记忆写下这些往事，因为我从没有记过日记”，他在传记中这样写道，“原则上，不同媒体进行亲密的背景交谈，受到攻击时绝不去找社会舆论，有些属于大众汽车和战后时代的历史性事件将随我一起进入坟墓。”

没有人知道这位长者心中究竟埋藏着多少秘密和故事，那些试图走近他、意欲挖掘他真实内心世界的想法是徒劳的。每当问题偏向个人，他就谨慎地关闭大门，礼貌地避开问题核心，或者调皮地挤挤眼睛。

哈恩并非不愿意敞开心扉。比如他不止一次提到，能在二战中生存下来，这本身就是一种幸运。再比如，他谈到一生中的特殊际遇，是从其企业家父亲身上耳濡目染学习了很多。

哈恩在二战中服过兵役，从战场上回来后，父亲带着全家逃难到西德，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在德国版图上整整流浪了3年，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其间冷暖甘苦唯有自知。

父亲是奥迪前身DKW公司的创始人。他最初制造数字锁，后来制造高压炊具，让他真正成名的产品是OB——后来美国强生公司推广的卫生棉。当他开始接触OB时，发现DKW有个机会，便立即退出OB去经营DKW。曾经，他把DKW做成当时最大的摩托车生产商。

此过程中，哈恩和父亲一起寻找未来生活方向。他充当父亲的汽车司机、厨师和秘书，每天晚上11点去邮局查看信件，替他做所有事情。

“在父亲身边，我能感受到一个企业家的日常点点滴滴，可以看到他的思维、他的眼光，看到他怎么看这个世界，怎么看待人生，怎么看待身边事物，就像血液里增加了一些同样的基因。”哈恩博士说，“得益于父亲的遗传，我掌握了非常好的商业直觉。夜里睡觉，大脑还在处理各种各样的信息。”

另一个让哈恩钦佩的人，是菲亚特前董事长乔瓦尼·阿涅利（Giovanni Agnelli）。哈恩认为，阿涅利靠白手起家，是个务实、工作勤勤恳恳的人。“战后意大利经济百废待兴，这位创始人推进了行业和国家经济的发展，我认为非常了不起。”他说。

哈恩家族与菲亚特之间渊源颇深。哈恩回忆，父亲在意大利工作期间，与意大利汽车工业以及阿涅利先生交流颇多，两家最终发展为亲密朋友关系。他一直记得首次跟阿涅利见面时，后者往浓缩咖啡里放盐的“不可思议的情景”。

▲2016年9月27日，哈恩在狼堡艺术博物馆接受本文作者访谈

我一直在追溯哈恩博士的故事，心里有个问题：时代、命运和机遇怎么偏偏就降落在他执掌的大众汽车时代？为了1987年中德汽车合作那个时刻的降临，他究竟做了怎样精心甚至是漫长的等待和准备？

我有两次近距离接触哈恩的机会。第一次是2016年9月27日，我在他的德国办公室——狼堡艺术博物馆（Art Museum Wolfsburg），完成对其时长近3小时的访谈。

为了这次访谈，我读了他的自传《我在大众汽车40年》中文版，去找原机械工业部部长何光远和原一汽厂长耿昭杰，试图通过他们了解哈恩是怎样一个人。我在采访过的上百人的口述历史记录中重新查找，寻找有可能提到哈恩或者与他职业生涯有过交集的所有细节。

一切就绪后，我向他发出一份尽可能详尽的采访提纲，那是我用10天时间梳理出近50个问题后，又从中挑选出的约30个问题。那次意犹未尽的访谈，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哈恩，同时还原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第二次是前文提到的2018年12月15日晚，和哈恩一起晚餐之际，我向他提出两个横亘已久的问题。

“从25年前退休到现在，您是否有遗憾的地方？”

“我没有遗憾，因为我在大众汽车的所有想法、所有战略，都得到了成功的实施。”哈恩博士对我说，“我感到非常幸运。”

“您身上有很多标签，比如创业者、开拓者、企业家，或者战略家，您最喜欢哪一个？”

“我的朋友卡尔。”哈恩博士的回答充满睿智，他说，“我希望在与他人交往时，大家记住的是我这个人，而不是我所拥有的这些头衔或者标签……”

很多人向哈恩博士请教保持身体健康和长寿的心得，他告诫大家，别吃太多，多工作。晚年，他仍然保持一周工作6天的习惯，出差期间每天坚持游泳500米，再做些单车运动。冬天滑雪，夏天帆船或者潜水。

2018年12月16日，凌晨2时，他孤身启程踏上德国归途。他说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现在，哈恩带着他的汽车记忆平静地离开。帮宁工作室谨以此文和2018年那次访谈记录，向这位中德汽车合作开拓者致敬。

▍“我就是中国的一份子”

您如何评价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的三个合作伙伴？       

先讲上汽。大众汽车集团与上汽合作伊始，上汽还是一家规模不大的公司，但我们之间的合作十分重要。

首先，上汽给了我们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其次，上汽传达给我们中国市场现状、对外部世界的需求等重要信息。

与上汽合作之后，我们把质量控制、采购、财务这些职能部门负责人从德国派到中国，与上汽互为重要合作伙伴。经过这些年发展，上汽已成为最著名也最成功的国际汽车企业之一。从规模看，无论是整车制造还是零部件业务，都位世界前列。

这个过程中，大众汽车集团也获益匪浅，两方保持高度互惠互利关系。我们为中国汽车发展打造基础设施，且没有犯错误。另外，我们做技术与知识培训时，既有一对一传帮带模式进行知识技能经验的传递，也将数以千计的中方人员送到德国学习培训，其中就包括科技部部长万钢。这样一段经历，为他们后来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汽是跟上汽完全不同的故事。我第一次到长春，城市非常破败，从机场一出来，就感受到了长春的寒冷。耿昭杰先生来接我们，给每个人发了一件厚衣服。二战以后，我还从来没有像那样挨过冻。

跟耿昭杰先生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但中间有个小插曲。谈判中他突然出去，把我一个人留在会议室，一个多小时后才回来，我不知道他去做什么。后来知道，耿昭杰先生给一汽在美国的谈判团队打电话，跟他们紧急联系说，不要和克莱斯勒签合同。

但他下达指令时，双方已经签了发动机合作合同，整车合作合同还没签。碰巧，克莱斯勒和一汽合作的那款发动机是大众汽车集团授权给克莱斯勒的，所以发动机合作不影响大众汽车集团与一汽的合作。

一汽和大众汽车集团签约后，第一个项目就是奥迪100，另一个项目是捷达。大众汽车集团已经在墨西哥工厂生产捷达，美国威斯特摩兰工厂的设备暂时闲置起来。我决定把美国这套生产线设备拆下来，打包运往中国，在长春工厂安装，在中国生产捷达。整个进展速度非常快，也非常成功。

我们与一汽合作时，它已经是一家有相当规模的企业，卡车业务比较大，当时已出口汽车零部件。创汇后，再从海外购买一些机器设备。与一汽的合作，使我们在中国北方有了一家合作伙伴。

这两家合资企业都发展得非常好，盈利能力也很强。今年再到长春，发现它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城市，富裕繁荣，非常漂亮。我非常喜欢长春这座城市，我也是长春市的荣誉市民。

对我个人而言，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的事业是我职业生涯最重要，也是回报与收获最多的一段经历。我不仅对中国有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我认为我就是中国的一份子。

一汽-大众成立时，双方股比为60%对40%，而不是像上汽大众那样是50%对50%。您当初如何做出这一决策？为什么没有多要10%？

当时来看，最重要的是能进入中国市场，能与中方伙伴建立合作关系。在我看来，股比占40%还是50%并不是最重要的。

一汽-大众首款车型为什么是捷达而不是高尔夫？大众汽车集团如何协调中国两家合资企业的产品分配？

从产品定位角度来看，高尔夫在欧洲市场是一款高度个性化车型，具有非常强烈的情感和个性，就像甲壳虫一样，是当地人用来表达个性的一款车型。彼时中国汽车市场刚刚起步，我们认为捷达这样一款实用的大众化车型更适合中国。

至于第二个问题，当初我们考量产品分配完全基于中国市场容量情况：中国市场容量尚小，两家企业在产品类别发生重合的可能性很低。

能再具体些吗？比如上汽大众为什么从B级车导入，而一汽-大众却从A级车导入？

这一分配同样根据中国市场现状来定。上汽大众成立之初，中国私家车市场区隔几乎是空白，然后是政府用车和商用出租车。基于此，我们决定在中国投放桑塔纳。针对中国市场，我们还在这款车型的工程设计、轴距上做了加长改良。这个决策也是经过多轮商谈后达成的方案。

您推动了大众汽车集团与一汽集团和上汽集团的合作，后续大众汽车集团负责人有没有把您的理念和观点传递下去？一汽-大众和上汽大众发展到今天，是否与您当初预想的一样？

我退休时，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年产量是10万辆。2017年，大众汽车集团（中国）销售数字达到450万辆。毫无疑问，继任者们在推动与中国项目合作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仅使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形成领先的市场地位与竞争力，同时也把我们在培训方面的工作继续推动下去。

▲1990年春，吕福源将红旗轿车钥匙交给哈恩

▍“我在践行着这份热爱”

您非常钦佩菲亚特前董事长乔瓦尼·阿涅利，您能详细谈谈他吗？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之所以钦佩阿涅利先生，主要因为他是一个白手起家、务实、工作勤勤恳恳的人。意大利经济在战后百废待兴，国家汽车产业需要时间建设。这位创始人推进了行业和国家经济的发展，我认为非常了不起。

我的家族跟菲亚特颇有渊源。我父亲曾在意大利工作过，期间与意大利汽车工业，以及阿涅利先生有很紧密的工作交流，这个关系甚至发展成为私交，双方家庭也彼此熟悉。我当时很年轻，在意大利汽车行业工作，那段时间给我留下深刻印记。

菲亚特是一家了不起的公司。意大利在战后走上经济复苏之路，菲亚特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二战后的政治经济环境，菲亚特与克莱斯勒形成紧密业务联系，从克莱斯勒得到许多技术和专业知识。这种情况下，菲亚特不仅逐渐从经济阴影中走出来，其品牌也随之树立。与菲亚特的联系和经历，一直伴随着我，直到如今。

1960年代，德国遭遇劳工荒，经过内部讨论，当时想从国外输入劳动力，意大利工人非常受欢迎。因为他们受到地中海文化影响，对艺术，对工艺有孜孜不倦的追求。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意大利文化艺术就对欧洲文化和工匠精神形成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德国当初偏爱意大利籍工人的原因。有段时期，狼堡人口中的10%都是意大利人。我曾称赞他们工作勤劳，手艺也非常好。

您会关注哪些中国公司？除华大基因和华为外，有没有关注像吉利汽车、广汽集团这样的中国汽车公司？中国汽车公司未来有没有可能成长为世界级公司？

我不便对集团业务做评论，我讲讲自己非常热爱的事业。

我给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总统做过顾问，在美国和西班牙两所大学做过兼职，我热衷于教育事业，希望能提升和改造德国幼儿园教育体系。我看过的幼儿园，可能比在座所有人看过的幼儿园加起来还要多。

我在德国萨克森州创办了一所幼儿园和一所学校，现在这里有15所学校和17所幼儿园，幼儿园学生加到一起有4500人。今天下午（2018年12月15日）我参加颁奖仪式，也讲到教育的重要性，特别是基础研究教育的重要性，未来世界将由基础科学研究界定。

我在冰岛一家地热发电企业任职，目前这家公司的项目已经做到非洲。虽然规模较小，但非洲有些地方还未通电，因此我希望把地热发电（一种清洁能源）带到非洲。

我知道中国在非洲做了不少投资，像基础设施和采矿等一些基础工业。欧美国家有些人说，中国在非洲投资是为了取得在当地的主导权，但我认为，如果没有中国来做这些事情，如果是我们来做这些事情，可能200年都做不成。

冰岛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也是人均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按照大学毕业生占整体人口的百分比来看，它的教育程度全世界最高。

中国目前有一些发展得不错的本土品牌，比如吉利汽车和长城汽车等，您比较看好哪一家？

我本人并不非常了解最新动态，但我认为江淮汽车很棒，也非常看好。目前这家企业已经与大众汽车集团成立了合资企业。

我目前已处于退休状态，但还是有很多工作和责任。如果想要了解中国汽车市场和中国本土企业，需要每天保持关注，要经常来走走看看，否则记不住这么多。

我这几天一直在连轴转，明天凌晨两点要乘坐航班返回德国。下午我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颁奖。我十分热爱中国，这不仅停留在理念上，我也在践行着这份热爱。

您曾说中国人对于桑塔纳有着非常独特的情怀，就像美国人对于甲壳虫的情感一样。2019年下半年甲壳虫将停产，对此您怎么看？

我本人觉得非常可惜，很多人也有相似感受。甲壳虫是汽车行业的一个经典作品，是很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不管它是第几代，都能和我们的客户形成情感联结，这是汽车行业中的一个独特现象，也是甲壳虫为什么能征服美国市场的原因。在汽车行业中，还有其他几款车型也有类似效应，比如雪铁龙。

▲哈恩（右一）与父亲、母亲和弟弟


▲哈恩家庭照

▍“我希望大家记住的是我这个人”

您如何评价中国汽车工业奠基人饶斌和耿昭杰？

我非常敬仰饶斌先生。我跟他非常谈得来，也非常合拍，至今我还和饶先生家人保持联系。

耿昭杰先生是我亲密的朋友。他非常能干，改革开放初期就非常活跃，带领一汽开展一些国际出口创汇业务，用出口创汇从美国购买机器设备。他非常能干，执行力强，谈下了很多项目。

一汽-大众项目启动后，我们双方团队合作默契。虽然并不是没有出现过问题，但这些问题经过双方密切沟通和配合就得以解决，不需要上升到我这个层面来。

另外，我要提到马丁·波斯特和汉斯·保尔两人。这两位同事在合资项目启动之初就表示，我们建立的合资工厂必须是亚洲最好，比日本，比任何一个国家的工厂都要好。可以说，他们在大众汽车集团与中国的合作中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波斯特是上海市荣誉市民。到合资企业前，他是奥迪汽车高管，本人已经非常成功。将他调到合资企业后，虽然起步时生产规模较小，他本人却任劳任怨。有这样一位团队成员，我感到十分幸运。

他退休20年后，到中国汽车行业做顾问。到中国工作之前，他曾经在南非工作过。之后，大众汽车集团把他调往波兰，在当地建设了一家大众汽车集团最先进的发动机工厂。

当您进行战略决策时，您首要考虑什么？您的成功秘诀是什么？

首先，要多与人交谈，围绕业务，每次交谈都能带来新收获。

其次，要具备良好的商业敏锐度和商业直觉。这并非凭空得来。需要不断练习。打个比方，要像猎狗练习嗅觉那样不断尝试，才能慢慢培养出敏锐的直觉。

第三，不要停止思考。我并非坐在办公桌边就能形成一套好方案，我下班之后，或者回家之后，大脑也在思考，不停获取信息，分析信息和加工信息。

第四，当产生一个好的或者新的想法后，还要形成一套思路，对新想法进行加工。

您的思维非常活跃。对于过往，您回忆更多的是人还是事情？

美好的记忆总是跟人结合在一起。我在与别人交谈时，很多记忆就涌现出来，很多尘封已久的记忆也被唤醒。

我记忆东西依赖视觉化。比如我记得同事办公室的摆设，记得第一次跟阿涅利先生见面，他往浓缩咖啡里放盐的行为。往咖啡里加盐，很不可思议，回想起来，当时画面都非常生动。

您在任期间实现了奥迪的复兴，带领大众汽车进入中国市场。您从25年前退休到现在，有没有感到遗憾的地方？

没有遗憾。因为我在大众汽车的所有想法，所有战略都得到成功实施。我感到非常幸运。

我所具备的企业家精神，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父亲。他早年创业，在我还是一个孩子时，他礼拜天带家人去教堂做礼拜，结束后就去公司，思考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检查工作，与周末加班的员工交流。

我是一个观察敏锐的孩子，父亲的这些行为我都看在眼里，并且在我的记忆里留下深刻烙印。二战结束之后的3年，德国也在寻找未来发展方向。当时我们生活艰苦，但父亲身上的企业家精神给予我很多精神上的滋养，这比去大学学工商管理要重要得多。

这段经历让我拥有了非常好的企业家直觉，让我在商业上具备灵敏的“嗅觉”。

您身上有很多标签，比如创业者、开拓者、创业家，或者企业家、谋略家等，您最喜欢哪一个？

我最喜欢的称呼是“我的朋友卡尔”。我有很多头衔，多得都记不起来，但我不希望把这些头衔和自己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们都被放在名片上。我希望在与他人交往时，能跟大家更贴近，大家记住的是我这个人，而不是我所拥有的这些头衔或者标签。

如何保持良好的精力、体力和记忆力？您是如何做到的？

我这个年纪不能摄入过高热量。我每天早饭是水果沙拉，一个煎蛋，一块土司。午餐是水果沙拉和奶酪，晚餐是奶酪、两片面包和一杯红酒。

我一直说自己幸运，我现在的生活工作跟以前一样，每天去办公室。保持锻炼非常重要，比如出差期间，我会到游泳池游三四百米，然后到健身房踩会单车。为不让锻炼太枯燥，让自己对锻炼保持兴趣，我还买了一块苹果手表。就像从前一样，每天完成6000步，苹果手表的应用程序就会给我发奖章，让我很有成就感。

概括起来就是，注意饮食，保持运动，注意锻炼。此外，健康长寿有基因关系，还要靠运气，要有好的生活习惯，要有好的医生。

120年前，德国人平均寿命只有55岁。我在狼堡有个办公室，有时一些原来的同事来看我，我问他们退休后做什么？有人说，陪父亲去旅行。退休后还能和父辈在一起是很幸福的事。

（感谢潘成提供图片支持，杨玉科对本文亦有贡献）